投资新兴技术巨头：购买爱立信股票，把握电信未来的增长机会
引言
在当今快速发展的技术领域，寻找具有高增长潜力的投资机会至关重要。爱立信是电信行业的全球领导者，在 5G 技术、云计算和物联网等关键领域占据着有利地位。通过购买爱立信股票，投资者可以把握电信未来的增长机会，并从这一技术巨头的长期成功中获益。
爱立信的关键优势
爱立信拥有以下关键优势，使其实成为有吸引力的投资选择：
- 行业领先地位： 爱立信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和服务供应商之一，在全球 180 多个国家开展业务。
- 全面的产品组合： 该公司为移动和固定网络、5G 解决方案、云计算和物联网提供全面的产品和服务。
- 创新能力： 爱立信是该行业研发支出的领先企业之一，不断投资于新技术。
- 强大的财务状况： 该公司拥有稳定的财务业绩，利润率和现金流稳步增长。
5G 的增长潜力
5G 技术是电信行业的下一个重大飞跃，它有望彻底改变各个行业。爱立信是 5G 领域的先行者，已与全球领先的电信运营商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以部署 5G 网络。随着 5G 市场在未来几年继续增长，爱立信预计将从这股浪潮中受益匪浅。
云计算和物联网
除了 5G，爱立信还在云计算和物联网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云计算使企业能够通过互联网访问计算资源，而物联网将物理设备连接到互联网。随着这些技术越来越普遍，爱立信将处于有利地位，可以提供关键的解决方案。
财务业绩
爱立信的财务业绩稳健，收入和利润率持续增长。该公司拥有强大的现金流，使其能够进行战略投资并向股东支付股息。在过去几年中，爱立信的股票表现优于大盘，为投资者提供了可观的回报。
潜在风险
就像任何投资一样，投资爱立信股票也存在一些潜在风险。这些风险包括：
- 竞争： 电信行业竞争激烈，爱立信正面临来自华为、诺基亚和思科等公司的竞争。
- 技术变化： 电信技术不断发展，未来技术突破可能会影响爱立信的业务。
- 宏观经济因素： 全球经济因素可以影响电信行业的需求。
结论
对于寻求投资电信未来增长机会的投资者来说，购买爱立信股票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选择。该公司是行业的领导者，在 5G、云计算和物联网等关键领域拥有强大的优势。尽管存在一些潜在风险，但爱立信的财务稳健、创新能力和长期增长潜力使其成为对科技投资组合有价值的补充。
免责声明：本文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和咨询专业人士。
什么是瑞典银瑞达集团
银瑞达总部设在瑞典，是一家在全球均设有分支机构的上市控股公司，涉足中国市场的时间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前。 银瑞达目前是北欧地区最大的实业控股公司，是多家顶尖跨国企业的长期主要股东，包括ABB、阿特拉斯·科普柯（Atlas Copco）、阿斯利康制药（AstraZeneca）、爱立信（Ericsson）、伊莱克斯电器公司（Electrolux）和瑞典北欧斯安银行（SEB）。 目前银瑞达在北京、香港和东京均设有办事处，主要负责投资亚洲地区处于扩张阶段的技术型公司，以及大中华地区成熟的中型企业。 银瑞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56年瑞典斯德哥尔摩第一家私人银行--瑞典北欧斯安银行（SEB）的成立。 1916年成立银瑞达，时值瑞典北欧斯安银行的股权被转入实业控股公司，以延续瓦氏家族投资及创建公司的传统。 银瑞达长期活跃于全球风险资本市场，透过全资子公司-银瑞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IGC）和部分控股公司-殷拓集团（EQT）从事业务。 银瑞达的投资领域主要包括美国、北欧和亚洲的非上市公司，现占集团总资产达10％到15％。 截止2006年12月31日，银瑞达的总资产净值达1590亿瑞典克朗，85%为上市公司，私有企业占15%。 最大的投资在瑞典北欧斯安银行（SEB）、爱立信（Ericsson）和阿特拉斯·科普柯（Atlas Copco），摊占集团总资产的45%。 银瑞达历史 1856年André Oscar Wallenberg（1816 - 1886）创办瑞典北欧斯安银行（SEB），是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第一家私人银行。 在经济急速发展期，这家银行快速成为很多高速成长型企业的重要支持。 1877年的经济骤然衰退，很多企业瞬即陷入困境。 为了挽救这些企业，瑞典北欧斯安银行与部分企业进行债务重组，企业将债款转为股权，令瑞典北欧斯安银行成为很多企业的股东，如今这些公司仍然属于银瑞达的核心投资。 为协助这些企业站稳脚跟，银行的职能发生了转变，透过对公司施加战略性的影响力，银行从过去单纯的债权人转变为帮助企业创建价值的企业所有人。 瓦氏家族也开始寻找新兴的企业和进取的企业家进行合作。 银瑞达的这一商业理念一直延续至今。 1916年，瑞典政府颁布了一项银行法，禁止银行拥有公司股权，这导致瑞典北欧斯安银行分成两个独立的机构：瑞典北欧斯安银行和银瑞达投资公司。 因此，银瑞达成为了拥有阿特拉斯•科普柯（AtlasCopco）和斯堪尼亚（Scania）等公司股权的主要股东。 瓦氏家族最初的远见卓识成为最终为“瑞典工业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100年的经济增长使瑞典从19世纪中期一个贫困的欧洲国家一跃发展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150年来，瓦氏家族一直保持着优良的传统，即笃信自由市场，为股东提升集团资产，加快环球拓展步伐。 这一理念蕴含了诚恳的对话、坚韧执着的精神，以及深切的责任感。 它的影响已经传递给第五代继承人。 每代瓦氏家族继承人都遵守着André Oscar Wallenberg 100多年前设定的基本原则：好学、尊重、忠诚、勤奋。 现在Jacob Wallenberg（生于1956）和他的兄弟Peter Wallenberg Jr.（小Peter，生于1959）都加入银瑞达董事会，Jacob Wallenberg任董事会主席。 Marcus Wallenberg（生于1956，Jacob 和小Peter 的堂兄弟），是银瑞达的前任CEO，现任SEB银行主席。 Peter Wallenberg（老Peter，生于1926年）是Jacob和小Peter的父亲，现任银瑞达名誉主席。 瓦氏家族与中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 1987年至2005年，公司高层老Peter、Jacob和Marcus每年都会在北京或斯德哥尔摩与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会晤。 银瑞达的商业理念和战略 银瑞达的业务集中于四个领域：核心投资、私募股权投资、运营投资和金融投资。 投资对象包括业务较成熟的、业内领先企业，成长中的公司，全资子公司以及金融投资。 这种投资组合巧妙的分散了风险，为股东创造健康、长期的回报提供了稳固的基础。 银瑞达的商业理念就是投资有潜力、能够创造价值的企业，并运用我们的经验、知识和企业关系网把它们塑造成行业顶级企业，从而带来长期回报。 银瑞达认为，优秀的董事会和管理团队对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 我们的国际网络对确定投资机会，为所投资的企业招聘精英、提供信息和经验，以及进行资产剥离等，都起到战略性作用。 我们一直致力于创造长期价值。 很多银瑞达的控股公司一开始便被纳入银瑞达的长期投资方略中。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行动迟缓，或者一成不变。 自1856年已有150年历史且继承人也进入第五代的瓦氏（Wallenberg）家族，延续一贯的商业理念，强化核心业务，积极把握投资机遇，扩展投资领域，优化资产结构。 银瑞达投资项目 核心投资 银瑞达核心投资在全球收益超过1,000亿美元，员工总人数达400,000人。 核心投资占银瑞达总资产的绝大部分比重（截止到2006年12月31日的统计数据是85%），因此它对银瑞达至关重要。 目前，核心投资包括10个国际蓝筹股公司：ABB、阿斯利康（AstraZeneca）、阿特拉斯•科普柯（Atlas Copco）、伊莱克斯（Electrolux）、爱立信（Ericsson）、OMX、萨博（SAAB）、斯堪尼亚（Scania）、瑞典北欧斯安银行（SEB）和Husqvarna。 核心投资在全球收益超过1,000亿美元，员工总人数达400,000人。 核心投资占银瑞达总资产的绝大部分比重（截止到2006年12月31日的统计数据是85%），因此它对银瑞达至关重要。 针对这样的投资我们采取长期的投资理念，透过成为这些企业第一或第二大股东，对企业运作施加重要影响。 银瑞达核心投资企业的产品在全球市场上有强有力的竞争力：从伊莱克斯吸尘器到ABB变压器；从斯勘尼亚卡车到阿斯利康的畅销溃疡药；从爱立信手机到萨博（SAAB）战斗机，这些让瑞典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远超过其900万人口所应扮演的角色。 几代人的商业活动所建立起来的企业网络赋予银瑞达在工业和金融领域强有力的竞争力，让我们具备独特的能力支持集团所投资的核心企业迎接未来的挑战。 银瑞达积极参与公司的运作，制定商业计划、设计公司发展远景，提供我们所独有的环球企业网络，从而为这些公司招募并建立起具有丰富经验和实力的董事会及管理团队。 私募股权投资 银瑞达的私募股权投资业务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对新兴成长型企业进行小额投资、以及对较成熟公司进行债务融资。 这两部分业务分别透过全资子公司银瑞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IGC）及部分控股子公司EQT进行投资。 银瑞达创业投资（亚洲）有限公司（IGC Asia）IGC Asia总部位于香港，并在东京和北京分设代表处。 IGC Asia的投资策略是以少数股份来积极影响投资企业，并占有董事席位。 IGC Asia的专家们透过IGC在纽约、硅谷和斯德哥尔摩的办事处以及银瑞达在全球范围内由核心控股公司所组成的独特的全球企业网络，帮助所投资的公司成长和发展。 IGC Asia的投资重点主要集中于高新技术、互联网络、传媒等行业领域，平均单个企业投资额度在800-1,500万美元，投资期一般为3至6年。 殷拓集团（亚洲）（EQT Partners Asia）EQT Partners Asia是总部位于香港，在大中华地区从事以收购和控股中等规模公司为目标的私募股权投资业务。 EQT Partners Asia通过充分利用银瑞达和EQT的国际资源及行业经验，并结合对当地情况的熟悉和洞察进行顶目投资。 EQT Partners Asia的投资领域主要是品牌消费品、服务业、零售业，药业及制造业。 项目投资的平均股权价值约为5千万美元，投资年限为3到5年。 运营投资 运营投资业务是指对未上市公司进行投资控股，银瑞达拥有控股权，或拥有决策权。 Scandinavia是为北欧地区提供3G服务的手机运营商，银瑞达拥有其40％股权，另外60％股权为香港和记黄埔所拥有。 瑞典金宝（Gambro）医药技术公司也是银瑞达的一个重要运营投资，该企业原为银瑞达的核心投资企业，于2006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证券市场被银瑞达全资收购。 Novare Human Capital成立于2001年，为银瑞达全资控股公司，从事人力资源领域的研究、招募及提供建议等服务，为银瑞达公司、银瑞达控股公司及其它客户提供人力资源服务。 银瑞达中国路径 在中国加大私募股权投资力度，这是银瑞达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在银瑞达投资的核心企业中，它参与了SAAB(Svenska Aeroplan AB，为航空、航天和国防提供高科技解决方案的企业)、OMX(斯德哥尔摩期权交易所)等企业最初的创建过程，但这些企业都已有好几十年历史，最近二三十年来，银瑞达似乎并没有发现、培育出世界级的新企业。 这也正是银瑞达从十年前开始，大量进行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并希望发现好的投资机会和投资领域，进行“聪明”投资的原因所在。 侧重于在中国等新兴市场进行私募股权投资，是银瑞达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目前，银瑞达在中国的业务主要分两部分，一是核心投资，就是包括爱立信、伊莱克斯、ABB等银瑞达处于第一或第二大股东位置的全球性大企业。 在核心企业中，银瑞达往往有比较强势的地位，这种强势不仅表现在派驻董事，更主要的是通过银瑞达对全球经济形势和行业走势的判断，来帮助企业作出决策。 第二部分是私募股权投资，分为银瑞达创业投资(Investor Growth Capital，简称IGC)和EQT两块。 其中，IGC主要投资一些成长型企业，EQT则主要是对一些大中型企业进行投资。 2006年3月，银瑞达全资控股的IGC正式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并由IGC副总裁朱仁辉出任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朱仁辉告诉《财经时报》，他目前在北京的时间非常多，IGC在中国主要投资于高科技、媒体、电信等行业。 现在，IGC在亚洲主要有5位专业人士，分别在香港、北京、东京。 “一般来讲，IGC每笔项目的投资数额在800万到1500万美元；IGC对被投资企业的持有期限为3到6年。 ”而且，和银瑞达参与项目希望获得一定控制权的目标相近，IGC也尽可能在每家被投资公司中占有一个董事会董事职位。 “去年我们在中国投资的5家公司中，都占有一席董事会职位。 ”从朱仁辉个人角度看，他更关注互联网和外包业务的项目。 这是因为，中国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互联网市场，潜能很大。 “去年，我们做了两个项目。 一个是互联网加速方案的提供商，美国有一家类似公司在NASDAQ上市，市值已经达到60亿美元，中国这家企业的性质相当于美国那家公司。 ”此外，去年IGC还投资了一家高尔夫球公司，这是目前创业投资、风险投资比较热衷的“传统行业加IT”的创新运营模式。 朱仁辉透露，他们主要在中国看的项目重点还有三类：一是能有大量的消费人群，所投资的项目能够提供服务给这些消费人群；二是能提高生产力方案的公司；三是元件制造业，这是他们未来最关注的领域。 银瑞达的第三条道路 Investor AB从事创业投资的做法既不同于传统的有限合伙制基金，也跟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企业创业投资）不大一样。 2006年春天，在正式成立后的第90个年头，Investor AB终于给自己确定了一个中文名字—银瑞达。 不仅如此，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标志性事件也被记录在了Investor AB的大事记当中。 Investor AB所有这些努力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更好地把自己融入到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去。 百年老店“经济正在强势增长的中国对于Investor及旗下的公司而言都是一块重要的市场。 ”Investor AB副总裁 Fredrik Lindgren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要让更多的中国人尽快了解和熟悉Investor AB这家瑞典最大的工业控股公司。 相对而言，Investor旗下的爱立信(Ericsson)、伊莱克斯(Electrolux)、ABB、阿斯利康制药（AstraZeneca）等在中国的名气要比Investor本身大得多，而且爱立信、ABB进入中国的时间甚至比Investor成立的时间还要早。 造成这种“先有儿子后有老子”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Investor主要是通过一系列成功的投资活动才形成了今天的规模。 截至2005年12月31日，Investor AB的总资产达到了190亿美元。 但是在庞大的核心企业体系当中，Investor AB只是参与了SAAB、OMX（Stockholm Option Market，斯德哥尔摩期权交易所）等少数企业最初的创建过程。 在被Investor AB称为“核心投资”的企业当中，SEB银行和Investor AB的关系显得非同寻常。 由André Oscar Wallenberg在1856年创办的Stockholm Enskilda 银行（SEB银行）是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第一家私人银行。 在经济急速发展期，这家银行迅速成为很多高速成长型公司的重要支持。 1877年，瑞典经济的骤然衰退直接导致了SEB的很多客户瞬即陷入困境。 为了拯救这些公司，部分企业的债务被转换成了SEB的股权，SEB银行由此成了很多公司的股东。 1916年，瑞典政府颁布了一项法律，禁止银行拥有公司股权。 SEB银行因此被拆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企业实体：SEB银行和Investor AB。 新成立的Investor AB反过来成了SEB银行的重要股东，并且同时成为了阿特拉斯·科普柯(AtlasCopco) 和斯堪尼亚 (Scania) 等公司的主要股东。 Investor AB股权关系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所谓的“双层股票结构”，即把公司股票划分为A类股票和B类股票，其中A类股票的股东1股享有1票投票权，B类股票的股东1股享有1/10票投票权。 尽管在中国只有网络、蒙牛等少数企业采用了类似的“双层股票结构”，但是由于这种股票结构在吸引尽可能多的投资者的同时又能够有效地保证企业（决策）结构的稳定，因此“在瑞典以及其他很多国家，采用‘双层股票结构’的公司并不少见。 ”Fredrik Lindgren说。 企业成长曲线2002年，作为大股东的Investor AB通过增持ABB、Ericsson公司的股票等手段成功地帮助后者渡过了低谷时期，并且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 有消息称，Investor AB总是经常性地评估其投资组合，以便采取相应的策略行动。 2006年6月14日，Investor AB正式宣布通过二级市场的收购，其持有的Electrolux公司股票比例已经由8.3%上升到了10.8%，相应地，其享有的投票权也从26.6%上升到了28.5%。 这也是Investor AB“投资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创建、发展成功的企业”这一策略的一个最新例证。 为了发现更多的爱立信、ABB和伊莱克斯，1994年，银瑞达联合一些投资者共同创建了EQT，主要投资具有成长潜力的中型企业，单项投资规模一般在5000万美元～1亿美元之间。 截至目前，EQT一共募集并且管理着8支不同种类的基金，成功投资并且实现退出的企业超过了20家。 银瑞达对每支基金的投资份额从17%到 32%不等。 2000年，银瑞达联合EQT成立了Investor Capital Partners（ICP）。 ICP总部位于中国香港，投资目标为大中华区的中型企业。 ICP管理的基金规模为3.22亿美元，其中仅来自银瑞达的资金就高达2亿美元。 进入2006年，ICP完成了跟EQT的合并后更名为EQT Partners Asia。 在过去的6年时间里，ICP一共完成了Global Beauty 等4笔投资，并且退出了在imGO(建联通)、Memorex、GEM等3家企业的投资。 Fredrik Lindgren 透露，“ICP的投资回报情况还不错。 ”几乎在创建EQT的同时，银瑞达就开始了针对成长期企业的投资活动。 2000年，银瑞达正式成立了由其全资控股的Investor Growth Capital（IGC），IGC获得的资本承诺最高可达15亿美元～18亿美元。 其中一项大举措就是跟和记黄埔共同投资3G运营商3 Scandinavia。 连同EQT在内，银瑞达承诺用于私有股权投资的资金高达30亿美元。 第三条道路目前，IGC在其管理的公司组合当中的投资达8亿美元。 尽管这些受资公司和银瑞达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其他企业之间相互可以在知识共享、经验交流、关系网络、人员交流等方面产生协同效应，但是从创建伊始，IGC就不是一家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CVC，企业创业投资)。 “我们是一家纯粹的财务投资者，没有任何战略性指标。 ”IGC亚洲董事总经理冯天枢强调IGC只是单纯地从市场潜力、管理团队、商业模型等方面来考察投资机会并且由投资委员会来判断和决定是否要投资某个具体的项目。 “这和VC们惯常采用的投资模式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 ”冯天枢本人于2002年6月加入IGC Asia（Investor Growth Capital亚洲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技术、互联网、传媒等领域的投资。 加盟IGC Asia前，冯天枢曾在建联通有限公司（imGO）任职。 但是，冯天枢所在的IGC亚洲和IGC在美国以及欧洲的投资重点还是有着显著的差别，例如生命科学领域是IGC在美国和欧洲的投资重点，在亚洲却并非如此。 尽管在投资决策程序上跟一般的有限合伙制基金没有什么不同，但是IGC在组织结构上却和一般的GP-LP型的创投机构有着显著的差别。 IGC 只是银瑞达的全资附属机构，并且IGC的全部投资资金均来源于银瑞达，因此IGC的11位合伙人看上去更像是银瑞达的高层管理人员。 “这种结构也是有好处的，他使得我们没有必要自己花时间去募集资金。 ”冯天枢表示自己因此能够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寻找优秀的项目和培育企业上面。 常青藤基金在全球创投界，有限合伙制基金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以致于一些所谓的专家把有限合伙制看作是“创业投资基金的内在构成要素和重要特征”。 采用有限合伙制组织形式的创业投资基金存续期一般在7年～10年，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展期1年～4年。 “有限合伙制基金在这个周期内必须完成判断选择企业、投资、帮助企业成长等工作，而且在基金完全到期之前，必须从所投资的企业当中逐渐全部退出来。 ”在冯天枢和他的同事们看来，“这将使得有限合伙制基金的普通合伙人们面临很大的压力。 ”相反，IGC却是一支没有固定存续期的基金，这就给了冯天枢们很大的自由度。 “我们完全可以根据企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发展节奏来做出相应的投资安排。 ”IGC的这种特质和银瑞达“创造长期的、可持续的价值”的投资哲学一脉相承，而且也使得IGC管理团队免受外部有限合伙人追求流动性而产生的压力。 但是在一个由有限合伙制基金主导的市场上，如果只是跟着别人投资，IGC的优势将很难发挥出来。 “我们很享受扮演领投或者共同领投的角色。 ” 冯天枢表示，IGC在其投资的绝大多数企业里面都至少拥有一个董事会席位，“IGC承诺给企业提供的增值服务主要就是通过积极参与董事会来实现的”。 不过为了能够有效吸引具有其他附加价值的投资者参与共同投资，IGC还是给自己划定了一个“3年~7年”不等的投资持有期。 这跟绝大部分的创业投资基金的投资持有期几乎完全一致，但是冯天枢强调，这更多的只是一个“预期值而不是规定值”。 IGC所具有的这种投资弹性在创业者具有选择权的情况下更能显示出优势。 例如，陈一舟之所以在1亿多美元的投资承诺当中最后选择了以GA为首的投资者，主要就是看中了GA跟IGC一样是一支永续型基金。 和IGC一样，GA的背后也是一些跟Wallenberg家族齐名的投资者。 国际化生存“IGC总部在纽约。 ”Michael Ricks强调，尽管IGC的资金全部来源于Investor AB，但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IGC却是一家地道的美国创业投资机构。 Michael Ricks现任IGC亚洲区CEO，同时他还是IGC加州门罗公园办公室的负责人。 加入IGC之前，Michael Ricks是imGO（建联通）的CEO。 更早的时候，Michael Ricks还曾经担任过爱立信中国的总裁兼CEO。 “美国市场仍然是IGC的投资重点，其次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市场。 ”Michael Ricks表示IGC未来投资资金的分配将主要取决于市场机会和项目来源。 为了更加贴近中国市场以便寻找更多的投资机会，2006年3月，IGC正式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并由IGC副总裁朱仁辉出任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朱仁辉在2005年8月加入IGC之前，曾经在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及其下属投资机构EDBV任职达8年之久。 在这期间，朱仁辉参与投资了一些中国内地企业，其中就包括掌中万维。 在中国市场投资价值逐步得到验证的大环境下，IGC经过4年的观察后成立的北京代表处只不过是国际主流投资机构进军中国的一个缩影。 根据我们的统计，在过去的18个月当中，募集完成的以中国为主要目标市场的基金规模达到了创纪录的60亿美元。 “我们仍然会坚持在TMT领域寻找投资机会。 因为TMT尤其技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 ”冯天枢表示IGC以及银瑞达遍布全球的网络往往是创业者们选择IGC的重要理由。 “全球化是一个大趋势，本地色彩显著的创投行业也不例外。 ”冯天枢特别强调，华平、凯雷投资等都是一些全球知名的品牌，“这也是IGC努力的目标。 ”银瑞达的全球网络不但可以为IGC投资组合的扩张提供帮助，而且也有可能会成为其潜在的退出通道。 “这种事情其实在瑞典就发生过。 ”Fredrik Lindgren更是期望IGC的投资组合当中能够成长出像伊莱克斯、爱立信这样的全球领袖型企业。 IGC在一些受资公司中的投资持有期甚至长达11年～12年；就是企业上市3年～4年后，IGC也依然还在伴随企业一起成长。 尽管如此，跟其他类型的VC一样，IPO仍然是IGC退出时的首选。 “中国香港、新加坡、英国伦敦甚至日本东京都可能成为我们投资组合的上市目的地。 ”Michael Ricks表示，尽管这些路径对于中国企业尤其是TMT领域的企业而言还没有获得广泛的证明，“但是8年前，中国也没有一家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 ”
热点聚焦：十大投资陷阱实景评析(一)
本刊记者 魏刚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当我们回眸即将成为历史的2004，在风云诡异的中国经济舞台，既看到商界巨擘、英雄才俊造就的令人艳羡的财富；也听到无数壮志未酬的投资者无奈的叹息。 没有投资就没有发展，投资是寻找新的赢利机会的惟一途径，也贯穿于企业经营的始终。 新建项目的投资、扩建项目的投资、技术改造的投资、参股控股的投资，每一项投资都蕴含着新的希望，每一次投资都面临着无尽的风险，一次投资失误也许就意味着一生的一蹶不振。 优惠的政策、转轨的体制、开放的市场、高利润的回报，爆发的巨大能量像漩涡一样吸引着大大小小的投资者，这时，你也许会不知不觉掉进各种美丽的陷阱。 尽管世界上有成百上千种赚钱的方式，有成千上万种赚钱的项目，但真正适合你的，可能只有一种。 在你踌躇满志时，看别人如何赚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看自己适合赚哪种钱。 无限风光在险峰，风险与利润同在，但生存却是经商的第一要诀。 因为实力和市场的差别，很多投资者已经没有了交学费的资格，一夜暴富已成为遥远的童话。 为了未知而遥不可期的利润而放弃可知的生活就有些得不偿失了。 在林林总总、目眩神迷的投资项目面前，勇气和直觉固然重要；但稳重和理性更加难能可贵。 在这个浮躁而喧嚣的商业时代，每一次潮涌而来的新思想都值得我们加倍留意。 市场的每一个角落都挤满了虎视眈眈的觊觎者，没有科学依据的直觉和勇敢，无论思想多么超前，理论多么先进，前景多么诱人，每一个投资的欲望都注定可能是一出正在上演的悲剧。 3G让我欢喜让我忧3G是指第三代移动通讯网络技术。 联通CDMA 1X网络的基本建设完成，引起了业界的极大关注。 有业内人士认为，这张网络的完成将提前引发国内运营商在3G市场的“军备竞赛”。 而更多业内专家则冷静地指出，联通CDMA 1X网络基本建成后确实可以提供许多3G服务，但它重要的在于如何吸引用户。 同时提醒国内运营商，应该冷静看待市场，以避开可能的3G投资陷阱。 谨慎的政策事实上，目前全球3G产业都在某种程度上面临一定的风险，毕竟3G不同于2G，2G在启动后的相当时期内是个卖方市场，而3G从启动开始便是一个明显的买方市场，消费者有很大选择权，如果商用不成熟，必然影响用户的消费热情，加之3G市场开放程度远高于2G，这也使3G产业运营的风险会远远大于2G。 我国的3G政策是较为谨慎的。 运营商和制造商都在等待。 国内运营商迄今一直都没有真正获得积累3G商用网络运营的经验，而且由于3G牌照发放时间的不明确，运营商不得不在3G来临前不断增加其他非3G领域的投资，这在客观上加大了电信运营商的网络换代成本。 而3G牌照发放时间的不明朗对国内电信制造商也有一定影响。 华为高层日前表示，如果中国政府明年还不发放3G牌照，他们预期，国内电信设备制造市场将不会有太大的增长。 终端和内容近日公布了中国3G第二阶段测试的结果。 从测试的情况来看， 终端和内容仍是制约3G发展的瓶颈。 而且这一点在3种标准中被认为更加成熟的WCDMA系统测试中显得更为明显。 首先是WCDMA的终端测试表现不尽如人意。 在外场测试中，厂商和运营商使用的终端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如：终端可视电话的兼容性，支持手机直接播放媒体软件的终端较少，一些有关应用测试的条件还不能完全具备等。 比终端更为严重的是，基于3G的内容供应仍没有一个清晰的模式。 3G对于用户最大的吸引就在内容，由于拥有足够带宽，3G能够实现手机在线看电视、听歌、视频点播、远程教育等诸多内容至今并未出现。 3G好比一条高速路，内容应用好比是这条高速路上的汽车。 如果没有内容，这条高速公路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这些都将是制约3G发展的障碍。 标准的选择 目前，在国际移动通信市场上，随着技术的不断完善，3大标准各具优势，并已形成了独自的产业联盟。 WCDMA支持者主要是以GSM系统为主的欧洲厂商，日本公司也或多或少参与其中；CDMA2000由美国高通北美公司为主导提出，摩托罗拉、朗讯和后来加入的韩国三星都有参与，韩国现在成为该标准的主导者。 TD-SCDMA是由我国独自制定的3G标准，如今也已有德国西门子、中兴、华为等厂商支持，并已组成TD-SCDMA产业联盟。 目前，这3大标准已经形成了各自的阵营，其中诺基亚、爱立信为主的欧洲阵营把持WCDMA，北美阵营坚持CDMA2000，而以大唐为主的国内本土阵营则把更多的目光投向自主产权的TD-SCDMA。 可以说，3大标准在中国各有支持者，联通青睐CDMA2000，移动示好WCDMA，而TD-SCDMA也吸引了国内主要运营商的目光。 在标准选择方面，中国3G标准变得扑朔迷离。 由于存在许多现实的不确定因素，加之政府态度始终谨慎从事，这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运营商和设备制造商也保持观望态度，或者将主力拓展放在其他领域。 这就在事实上继续加大了中国发展3G的机会成本。 点评中国3G让人望眼欲穿，围绕中国3G发展的各种话题不断升温又降温，业界的热情也被牵扯得潮起潮落。 虽然，现在的种种迹象都显示我国启动3G已经箭在弦上，但是，围绕3G的各种争论和难点探讨仍然困扰着业界。 此时的匆忙投资，无异于自投陷阱。 EVD想要爱你不容易对于面市不久的EVD(新一代高密度激光视盘系统)来说，惨淡的市场销量无疑让对其满腔热忱的人们品尝了冷落的感觉，而绕不开的专利费、躲不过去的核心技术、无法给出更多选择的片源，以及蓝光阵营的围追堵截，这些无法回避的问题，似乎都在拷问着EVD的明天。 尽管生产厂家对EVD在未来几年的发展前景非常看好，并期望着“成为中国事实上的数字视盘主流”，但商家给出的看法却并不如此。 在他们看来，价格(是普通DVD价格的三四倍)过高，碟片售价也明显比传统DVD碟片、特别是盗版DVD碟片的价格高出许多，由于尚未形成规模效益，EVD上市价格约2000元左右，而目前DVD的价格普遍在800元以下。 在中国大多数普通家庭的彩电分辨率不如DVD的情况下，即使EVD分辨率很高，消费者也很难享受高价格EVD带来的益处。 而且片源很少，这是导致目前EVD销量少得可怜的重要原因。 由于EVD只是在DVD上做了一些改进，片源对于EVD这种视频压缩技术来说极为关键。 而目前美国哥伦比亚、华纳兄弟、环球、米高梅等8大影业公司垄断片源市场，它们对影片的影像压缩格式是否会选择EVD格式，将成为中国EVD市场的决定因素。 这种看法或许片面，但至少在目前，应该是合理的。 由于EVD是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所以人们期望中国企业可以藉此扭转在DVD专利战中的被动局面，逐步减少所缴纳的DVD专利费。 但现实是，EVD仍需直面无法绕过技术专利的尴尬———中国厂商仍然要为每台碟机付出两美元的专利费，这还不包括它兼容了DVD之后还要缴纳的DVD专利费。 虽然与内地厂商目前每生产一台DVD播放机至少需要支付13.8美元的专利费相比，两美元要少得多，但EVD只要兼容DVD、VCD和CD来解决片源问题，就又回到了要缴纳DVD专利费的老圈子里。 这样内地厂商一旦生产EVD每台仅专利费就至少要支付15.8美元，成本不降反升。 而这些费用，将直接影响产品的定价，并最终要由消费者来承担。 在EVD诞生之际，可录像DVD机已对DVD市场形成新威胁。 如长虹、创维 、万利达等都与飞利浦签署了技术协议，准备以飞利浦的技术生产刻录DVD。 随着索尼转向DVD+RW，三星、LG、夏普、苹果、东芝、 日立、JVC等众多电子产业巨头也纷纷向DVD+RW标准阵营抛出橄榄枝。 松下更是在上海秘密向国内60多家厂家推介其刻录产品。 对于EVD的前途来说，市场能否接受肯定是其存在与否的先决条件。 EVD的22种技术已获国家专利保护，但是离认定EVD作为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系统，打破了国外DVD 技术垄断的豪言壮语，还有很遥远的路。 点评无论生产商如何强调EVD在压缩存储上的优势，国产新一代高清DVD产品都必须赶在蓝光DVD产品在中国普及前的市场空当，见缝插针地抢占市场。 据国际DVD论坛公布的市场时间表，蓝光DVD将于2007年向中国市场普及。 是利用3年时间狠赚一把就走，还是抓住机会升级产品技术成就霸业必然成为DVD企业共同面对的两难选择。 汽车4S店 昨日黄花“4S”是4个英文单词的字头缩写：包括整车销售(sale)、零配件供应(sparepart)、售后服务(service)、信息反馈(survey)。 汽车4S店，就是指将这4项功能集于一体的汽车服务企业。 前几年，如果哪家经销商跨进4S店的门槛，也就意味着抱到了一棵摇钱树。 广州本田经销商就曾经创下3个月收回成本的神话。 2003年众多资金潮水般涌入汽车品牌专卖，北京现代准备建造100家4S店的计划一出，报名竟标者达到了2300家。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4S店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阵痛。 京城某车市的富康、中华、海南马自达3个品牌的专卖店正在寻求转让。 成都一家规模庞大的4S店的转让价格由原来的1800万降低到1500万仍然难以出手。 深圳部分经营日产、一汽-大众和菲亚特品牌的经销商已经开始卖店。 北京从2004年4月以来，基本上每月都有一到两家4S店停业。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曾经红火的4S店黯然失色了呢？同业竞争加剧一般情况下，建中高档轿车的4S店，固定投资在2000万元左右，建一家经济型轿车的4S店最少也得1000万元以上。 前两年，一家4S店1年赚500万元的可能性比较大，按照这样的方法计算，正常情况下，一家4S店能在4至5年内收回成本。 但随着汽车品牌和代理商之间的竞争加剧，厂商给一家4S店的利润最高不会超过7%，一些厂家选择部分折现、年底根据销量返点的方式激励经销商售车。 这些手段使去年赚500万元的经销商今年可能只有200万元的利润。 这样，收回成本变成了10年。 这还是在经营状况持续良好的前提下才能做到。 此外，厂家为了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自然希望其品牌4S店遍地开花，超量建造的4S店导致利润进一步摊薄。 跨国公司的陷阱有观点认为4S店是跨国公司在中国布下的陷阱。 国外汽车跨国公司设计了一套中国营销3步走战略，通过3步走和4S店这种方式，逐步控制中国汽车流通领域。 第一步是控制生产厂家。 大众、丰田都在加大对中国本土生产厂家的控制。 先是对整车，然后再是零部件。 中方对汽车生产的控制力将会越来越弱。 第二步控制了生产厂家后就开始要挟经销商。 厂家对经销商的要求非常苛刻，展厅面积要大，装修要豪华，而且在一个城市还要同时建多家店。 中国4S汽车品牌专卖店的规模和档次在全世界可算首屈一指，就连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4S店也无法与中国4S汽车品牌专卖店的硬件设施相比。 专卖店大都由经销商自己投资兴建，汽车生产企业投少量资金或不投资金。 每个厂家在每个城市会有多家4S店，比如上海大众在北京的4S店有20家。 而这些低水平重复的、投资数额巨大的4S店的返点都由厂家说了算。 跨国公司早就算好了在怎样的返点下4S店是要倒下的。 第三步是在这些4S店难以为继时，跨国公司再低价收购，重新整合销售资源，用中国建4S店的高额投资来控制中国汽车销售领域。 与国际逆行听说梅赛德斯还没有进入中国，就有人开出1亿元的天价要建奔驰品牌专卖店；国产宝马当初在全国挑选24家经销商，更是让3000多个商家挤破了头。 广州本田、上海通用等最先把汽车专营店模式引入中国的厂家，也在不断扩充自己的营销网络。 与国内的4S店红红火火的现象正好相反的是，美国、欧洲的专营网络正因为各种原因不断“缩水”——美国的专营方式受到消费者的质疑：庞大的经销网络消耗了巨额运营成本，这部分资金最终还要汽车消费者买单；欧洲的专营网络则是害了“自己人”：销售网点过于密集，利润空间逐年减少，经销商无利可图，只能合并或者破产。 一边是热火朝天的扩张，一边是迫不得已的紧缩——在汽车专营店的发展路途上，中国似乎驶上了一条“逆行道”。 当中国的4S店刚刚兴起之时就有德国媒体评论：“我们正羡慕你们亚运村这种‘大排挡’的卖车方式呢，你们怎么又转过头来学我们了？”点评4S店的成功也好，失败也罢，都是市场的造化。 面对日益萧条的汽车市场，作为汽车行业的衍生物，4S店的隐退在所难免。 商铺“一铺养三代” 的童话商铺投资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的投资置业方式，它一出现就以“稳定的经营”和“超高的回报”等说辞赢得了众多投资者的青睐，商铺价格也一路飙升，可谓是“寸铺寸金”。 然而越来越多来自业内的声音提醒人们未雨绸缪，警惕可能出现的投资陷阱。 空置率攀升缺乏商业项目营运经验的房地产商为了追逐商铺高额回报而推出的大量严重透支了投资价值的小区商铺，造成了大量空置。 有关统计数据显示，与去年相比，截至今年8月份，广东地产开发增长了9.9%，其中商业地产增长了50%。 然而在地产开发增长的同时，空置面积也达到了2000多万平方米，商业地产空置率更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 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北京市房地产市场综合报告，其中一部分专门提到，截止到2004年上半年，如果按房屋类型分，商业地产空置面积占全市商品房空置面积的比重为15%。 目前商业地产开发商在地产开发的过程中，存在盲目上马、分散经营的不良现状。 开发商往往不考虑入驻商家的实际需求，缺乏统一规划，结果造成商业地产空置率居高不下。 非理性投资导致商铺空置率过高的原因来自两方面：非理性的供给与投资需求。 某个知名的别墅项目，整个项目总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而规划的商业面积有12万平方米。 由于地块商业属性处于小区型与社区型商业之间，按照原北京市商委的规划是到2010年，北京人均零售商业面积为1平方米。 简单算算，该地块自身只有两三千人的居民，能辐射到的区域也不大，有多少购买力能够支撑起十几万的商业？专家测算，该项目在未来几年内，需要的商业配套面积应在两万到三万平方米之间。 市场的非理性还来自投资者一方。 “一铺养三代”这样的老话现在又被开发商和媒体反复地念叨，投资人特别是个人投资者更是经不住开发商种种许诺的诱惑仓促做出投资决定。 众所周知，住宅小区重要的是居住功能而非商业功能，但为了追逐高额回报而盲目推出大量商铺的发展商，其向消费者所描绘的巨大投资回报却正在将众多投资者引向“深渊”。 商铺投资回报率6%是临界线，目前广州商铺投资回报率一般在8%左右，一些楼盘声称回报率可达10%以上，这是很难想象的。 商业地产有4-5个环节，从最开始的开发商到投资者，再到经营者，有可能还经过商户，才到终端顾客，这多出的链条无疑加大了商业地产运作的复杂性。 现在的情形是，开发商和投资者比较热，经营者和消费者比较理性。 但商业地产最终的买单者还是消费者，上游非理性的热与下游理性的恒温，必然会导致空置率攀升的现象。 热点聚焦：十大投资陷阱实景评析(二) 热点聚焦：十大投资陷阱实景评析(三)
中国对外商股权限制
摘要：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在逐年增加，同时在华的外国直接投资形式也在发生变化，开放之初跨国公司一般是建立合资企业，但现在他们越来越多地采用独资或股权收购等手法。 本文从战略调整，战略扩张，强化管理，中国机遇及技术独占等五个方面阐述了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形式发生变化的原因。 关键词：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独资企业；合资企业；股份收购 随着我国开放政策的深入和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了解加深，跨国公司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不断增加。 据《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公布的资料，中国于2001年吸收外资446亿美元，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是世界上第六大投资吸引国。 按照跨国公司对投资企业拥有股权比例的不同，可将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形式分为四种：1.同投资所在国成立合资企业。 成立合资企业的双方共同投资，共同管理，共享利润，共担亏损和风险。 2.在东道国成立独资企业。 独资企业是指投入企业的资本完全由一国的投资者提供，投资者对投资企业的股权拥有的比例在95%以上的企业。 3.收买并拥有外国企业的股份并达到一定比例。 按照IMF的定义，凡拥有25%投票权的股东，即可视为直接控制。 美国规定，凡拥有外国企业的股权10%以上者，均属于对外直接投资。 4.投资者利润的再投资。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形式主要是与中方企业成立合资企业，如世界闻名的汽车巨头丰田、通用、大众，通讯业的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日用品和洗涤用品行业的宝洁、高露洁等跨国公司均在华设立合资公司。 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跨国公司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形式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地采用独资或收购我国企业股份这两种形式，特别是收购我国上市企业的股份。 在笔者看来，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形式的变化，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的原因： 一、跨国公司正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新一轮的战略调整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出于保护本土企业的立场，对外商在华的投资领域、投资形式、投资比例、投资规模、经营范围等设置了许多政策壁垒。 为适应当时的情况，跨国公司不得不采取化整为零的政策，将一个企业按照功能或生产程序分解为若干个部分，在不同的地区设立多个合资企业。 结果， 跨国公司在华的各个企业在功能或产品上往往无实质性的差异，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而且其在华企业难以形成规模效益，也影响了全球或区域性财务的统筹安排。 而有些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合资企业，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彼此之间缺乏功能、管理上的有机联系，对跨国公司实施总体经营战略、统一管理、共享资源造成困难。 譬如，松下国际集团曾采用日本制造业辉煌时普遍采用的“事业部制”，在中国拥有50家企业。 这50家企业都是独立法人企业，从研发生产到销售各自为政，这50家工厂的经营只能通过电话向日本的事业部请示，松下（中国）的统筹管理作用微乎其微。 而还有些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合资企业，互为对手，互相竞争，造成渠道重复、品牌冲突和高昂的投入。 再如德国大众在中国成立上海大众和一汽大众两家合资公司。 这一“以中治中”的模式曾是中国汽车业中外合资企业的典范。 但现在，德国大众开始为自己“一女嫁二夫”的战略带来的麻烦困扰。 一来这两家中方合资公司同时又是别的外资企业的核心合作伙伴（上汽与通用合作，一汽与丰田合作），在资源上总会有所倾斜；二是大众汽车车型冲突和品牌矛盾也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 针对上述种种情况，跨国公司正在对中国业务进行战略调整，以期整合资源，凸现品牌，争取企业的控制权，从而提高企业对市场的反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建立合理高效的管理机制和研发体系，最大限度地降低经营成本。 在此过程中，松下、西门子、宝洁等跨国公司直接将原来设立的中外合资或合作企业转为外商独资企业，以便更好地协调全球战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通过规模经营降低成本，获得竞争优势。 因此，进行战略调整，是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形式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 二、跨国公司通过收购股份可以快速占有市场，取得规模经济，实现战略扩张 随着我国对外资并购的限制条件进一步放宽，以跨国公司为主的外资并购正成为我国WTO后的主要经济热点。 WTO后，大量跨国公司争相进入我国，收购国内各行业的优势企业正成为跨国公司争夺中国市场的重要战略行动。 我国加入WTO后，在跨国公司经营战略中所占地位显著上升，跨国公司将会选择收购国内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向我国转移具有区位优势的生产环节，实现强强并购。 据悉，索尼以超过亿元的人民币，1800万美元的溢价收购成都索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67%的股份，成为索贝的控股股东，其原因在于：一是索贝10年来在多媒体技术上的开发力量；二是索贝已建立起全国营销和服务体系。 由于索尼在中国目前只拥有单机销售网，而索贝形成的是系统集成。 因此，索尼要实现本土化战略，还必须在销售系统上进行变革。 事实上，像索尼这样的境外资本通过向国内企业购买部分股权且实现控股来进行投资的，近来在家电业、零售业、制造业等均有突出案例，如联合利华收购和路雪、中华等国内名牌，伊莱克斯收购东宝，东洋电机收购中意的空调生产线等。 目前，我国不少上市公司拥有垄断性经济资源，加上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不高，地区分割、行业分割的现象相当普遍，相当多行业的进入壁垒仍较高。 跨国公司收购这类公司，不仅可以迅速占领国内市场，而且可以为跨国公司打破行业壁垒。 另一方面，我国的上市公司基本上处于所属行业的前列甚至龙头地位，经营管理和生产设备等各项经济指标位列行业前茅。 他们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致力于熟悉国内市场，重视内部经营管理，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和营销网络，以及知名本土品牌等核心资产。 这些公司正为跨国公司所青睐，在跨国公司的“本地化”战略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收购这样的公司，技术转移和管理磨合的成本较低，能够实现并购的战略目的。 三、中国市场孕育的机会和中国投资政策的进一步开放是跨国公司改变其投资形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快速增长的经济实体。 近几年来，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和9.11事件的影响，加上各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全球经济整体低迷，北美、日本和欧洲经济疲软，增长乏力。 但中国经济却实现了快速增长。 2002年中国GDP增长率达到7.7%，2003年中国第一季度GDP实现9.9%的增长，第二季度虽有SARS的影响，但GDP增长也达到6.7%.据多家权威机构估计，中国2003年全年可实现8%左右的增长。 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正成为世界经济回暖的动力，吸引了无数跨国公司的眼光并使得众多的跨国公司纷纷调整中国市场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 而中国于2001年年底加入WTO以后，将按照协议的承诺，在“入世”后35年的时间内逐步开放非国家经济命脉性质领域的合资壁垒。 这意味着跨国公司打破在中国的“合资瓶颈”的机会来了。 因此，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采用在中国成立独资企业的形式。 四、强化管理，减少跨文化管理冲突的发生也是跨国公司改变其投资形式的原因 一般说来，跨国公司通过与中方公司成立合资企业，可以与东道国政府、顾客、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的协调关系，有利于当地业务的发展。 其次中方公司通常对当地的社会文化、风俗语言、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经济政治体制及经营环境十分熟悉，有利于把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目标与当地的现实状况联系起来，减少判断偏差和决策失误。 但是由于跨国公司、合资公司、中方公司拥有各自的立场，而且由于文化、管理、社会传统、价值观取向等方面的差异和冲突，跨国公司通常很难通过成立合资企业来协调并实现它的全球战略。 例如有一家叫星海货运码头公司的中泰合资企业，一次公司出现失火，中方经理离开办公室赶去抢险，回来后反而遭到坐在办公室里纹丝不动的泰方经理的责备。 泰方经理认为他去灭火，不仅不能起多大作用，反而是一种人才的使用不当和浪费。 可以想象，在此后的合作过程中，摩擦和冲突肯定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建立独资企业的投资形式，以期提高决策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协调全球战略，减少跨文化管理冲突的发生。 五、跨国公司对技术的控制性增强也是其改变投资形式的原因之一 跨国公司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对技术的独占性。 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其核心就是技术的竞争，谁拥有了最先进的技术谁就会在竞争中取得优势。 跨国公司拥有的技术大都是专有技术，因此，如何控制和对技术保密就成为跨国公司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总结以往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规律：越是高新技术产业外商投资企业越是要对企业控股，越是技术先进的企业，跨国公司越是要采取独资形式。 跨国公司在中国采用的技术主要还是以应用技术为主。 通常来讲，在独资企业和外方控股的合营企业中，跨过公司转让的技术都是在中国国内领先的。 实际情况也表明跨国公司投资的独资企业的技术先进程度要优于合营企业，合营企业中跨国公司控股的企业的技术水平要优于其不控股的合营企业，跨国公司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要大大优于其向内资企业转让的技术，这也是这几年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大多选择独资企业的原因之一。 2001年外商投资设立的项目中独资企业占60%以上。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这一趋势愈加明显，2002年外商投资新设立的项目中独资企业进一步上升到65%以上。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跨国公司对技术的控制性增强也是其改变投资形式的原因之一。 一、制定政策的原则和支持的重点 （一）制定政策的原则。 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和艰巨的历史任务，既要有紧迫感，又要充分做好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 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积极进取、量力而行，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规划、科学论证，突出重点、分步实施，防止一哄而起，反对铺张浪费，不搞“大呼隆”。 要加快转变观念，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贯彻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把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同搞好宏观调控结合起来，把西部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同各方面支持结合起来。 （二）重点任务和战略目标。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点任务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巩固农业基础地位，调整工业结构，发展特色旅游业；发展科技教育和文化卫生事业。 力争用5到10年时间，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西部开发有一个良好的开局。 到21世纪中叶，要将西部地区建成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的新西部。 （三）重点区域。 西部开发的政策适用范围，包括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 实施西部大开发，要依托亚欧大陆桥、长江水道、西南出海通道等交通干线，发挥中心城市作用，以线串点，以点带面，逐步形成我国西部有特色的西陇海兰新线、长江上游、南（宁）贵（阳）昆（明）等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带，带动其他地区发展，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西部大开发。 二、增加资金投入的政策 （一）加大建设资金投入力度。 提高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用于西部地区的比例。 国家政策性银行贷款、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优惠贷款，在按贷款原则投放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安排西部地区的项目。 对国家新安排的西部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投资主要由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其他专项建设资金、银行贷款和利用外资解决，不留资金缺口。 中央将采取多种方式，筹集西部开发的专项资金。 中央有关部门在制定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安排专项资金时，要充分体现对西部地区的支持。 鼓励企业资金投入西部地区重大建设项目。 （二）优先安排建设项目。 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优势资源开发与利用，有特色的高新技术及军转民技术产业化项目，优先在西部地区布局。 加强西部地区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项目资本金制、工程招投标制、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项目环境监督管理制等制度的建设和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 （三）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随着中央财力的增加，逐步加大中央对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 在农业、社会保障、教育、科技、卫生、计划生育、文化、环保等专项补助资金的分配方面，向西部地区倾斜。 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安排，重点用于西部贫困地区。 对国家批准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防沙治沙工程所需的粮食、种苗补助资金及现金补助，主要由中央财政支付。 对因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等工程而受影响的地方财政收入，由中央财政适当给予补助。 （四）加大金融信贷支持。 银行根据商业信贷的自主原则，加大对西部地区基础产业建设的信贷投入，重点支持铁路、主干线公路、电力、石油、天然气等大中型能源项目建设。 加快国债配套贷款项目的评估审贷，根据建设进度保证贷款及早到位。 对投资大、建设期长的基础设施项目，根据项目建设周期和还贷能力，适当延长贷款期限。 国家开发银行新增贷款逐年提高用于西部地区的比重。 扩大以基础设施项目收费权或收益权为质押发放贷款的范围。 增加对西部地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优势产业、小城镇建设、企业技术改造、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的信贷支持。 在西部地区积极发放助学贷款及学生公寓贷款。 农业电网改造贷款和优势产业贷款中金额较大的重点项目，由农业银行总行专项安排和各商业银行总行直贷解决。 有步骤地引入股份制银行到西部设立分支机构。 三、改善投资环境的政策 （一）大力改善投资的软环境。 深化西部地区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搞好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的资产重组。 加大对西部地区国有企业减负脱困、改组改造的支持力度。 加强西部地区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培育和建设。 积极引导西部地区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凡对外商开放的投资领域，原则上允许国内各种所有制企业进入。 加快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和中小企业服务机构。 除国家重大项目和有特殊规定的项目以外，凡是企业用自有资金或利用银行贷款投资于国家鼓励和允许类产业的项目，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合并一道按规定程序报批，初步设计、开工报告不再报政府审批，相应简化外商投资项目审批程序。 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减少审批事项，简化办事程序，强化服务意识，消除行政垄断、地区封锁和保护，加强依法行政，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加强环境保护，防止盲目重复建设，依法关闭产品质量低劣、浪费资源、污染严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厂矿企业。 （二）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定期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 对在西部地区新办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等企业，企业所得税实行两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 对为保护生态环境，退耕还生态林、草产出的农业特产品收入，在10年内免征农业特产税。 对西部地区公路国道、省道建设用地比照铁路、民航用地免征耕地占用税，其他公路建设用地是否免征耕地占用税，由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 对西部地区内资鼓励类产业、外商投资鼓励类产业及优势产业的项目在投资总额内进口自用先进技术设备，除国家规定不予免税的商品外，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三）实行土地和矿产资源优惠政策。 对西部地区荒山、荒地造林种草及坡耕地退耕还林还草，实行谁退耕、谁造林种草、谁经营、谁拥有土地使用权和林草所有权的政策。 各种经济组织和个人可以依法申请使用国有荒山荒地，进行恢复林草植被等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在建设投资和绿化工作到位的条件下，可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减免出让金，实行土地使用权50年不变，期满后可申请续期，可以继承和有偿转让，国家建设需要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依法给予补偿。 对于享受国家粮食补贴的退耕地种植的生态林不能砍伐。 对基本农田实行严格保护，实行耕地占补平衡。 进一步完善建设用地审批制度，简化程序，及时提供并保障建设用地。 现有城镇建设用地的有偿使用收益，主要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对西部地区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勘查、开发、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政策支持力度。 制定促进探矿权、采矿权依法出让和转让的政策办法，培育矿业权市场。 （四）运用价格和收费机制进行调节。 深化价格改革，进一步提高市场调节价格的比重。 合理制定“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价格，建立天然气、电力、石油、煤炭产销环节的价格形成机制。 加快水价改革步伐，根据节水的要求，逐步将水价提高到合理水平，完善水资源费的征收和管理。 加强流域水资源的统一管理，严格执行计划用水和水量分配制度，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开发。 普遍实行城市污水和废品处理收费制度，收费专项用于污水和废品处理。 加强江河上游和源头地区水资源的污染防治和保护工作。 西部省际间及省、区内航空支线票价实行经营者自主定价。 对西部地区新建铁路可实行特殊运价。 加强西部地区邮政电信的普遍服务。 四、扩大对外对内开放的政策 （一）进一步扩大外商投资领域。 鼓励外商投资于西部地区的农业、水利、生态、交通、能源、市政、环保、矿产、旅游等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以及建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扩大西部地区服务贸易领域对外开放，将外商对银行、商业零售企业、外贸企业投资的试点扩大到直辖市、省会和自治区首府城市，允许西部地区外资银行逐步经营人民币业务，允许外商在西部地区依照有关规定投资电信、保险、旅游业，兴办中外合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工程设计公司、铁路和公路货运企业、市政公用企业和其他已承诺开放领域的企业。 一些领域的对外开放，允许在西部地区先行试点。 （二）进一步拓宽利用外资渠道。 在西部地区进行以BOT方式利用外资的试点，开展以TOT方式利用外资的试点。 允许外商投资项目开展包括人民币在内的项目融资。 支持符合条件的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内外股票市场上市。 支持西部地区属于国家鼓励和允许类产业的企业通过转让经营权、出让股权、兼并重组等方式吸引外商投资。 积极探索以中外合资产业基金、风险投资基金方式引入外资。 鼓励在华外商合资企业到西部地区再投资，其再投资项目外资比例超过25%的，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 对外商投资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优势产业项目，适当放宽外商投资的股比限制，适当放宽国内银行提供固定资产投资人民币贷款的比例。 允许西部地区的某些项目适当提高总投资中国外优惠贷款的比例。 对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及出口创汇项目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国家在国外商业贷款指标安排上给予支持。 积极争取多边、双边赠款优先安排西部地区项目。 （三）大力发展对外经济贸易。 进一步扩大西部地区生产企业对外贸易经营自主权，鼓励发展优势产品出口、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到境外特别是周边国家投资办厂，放宽人员出入境限制。 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急需的技术设备，在进口管理上给予适当照顾。 对从西部地区重要旅游城市入境的海外旅游者，根据条件实行落地签证和其他便利入境签证政策。 实行更加优惠的边境贸易政策，在出口退税、进出口商品经营范围、进出口商品配额、许可证管理、人员往来等方面，放宽限制，推动我国西部地区同毗邻国家地区相互开放市场，促进与周边国家区域经济技术合作健康发展。 （四）推进地区协作与对口支援。 在防止重复建设和禁止转移落后技术与导致环境污染的前提下，在投资、财政、税收、信贷、经贸、工商、劳动、统计等方面积极采取有力措施，支持东部、中部地区企业到西部地区以投资设厂、参股入股、收购兼并、技术转让等多种方式进行合作。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指导下，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强东西对口支援，进一步加大对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援力度，继续推进“兴边富民”行动。 围绕西部开发的重点区域，发展多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 五、吸引人才和发展科技教育的政策 （一）吸引和用好人才。 制定有利于西部地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鼓励人才创业的政策。 随着工资改革，建立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提高西部地区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水平，逐步使其达到或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依托西部开发的重点任务、重大建设项目及重要研究课题，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吸引国内外专门人才投身于西部开发。 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到西部地区投资经营和参加开发的其他地区居民保留原籍户口，凡在西部地区地级以下城市（含地级市）和小城镇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人员，可根据本人意愿办理城镇常住户口，鼓励农业富余劳动力合理转移和跨地区人口合理流动。 扩大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干部交流。 中央有关部门、东部地区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要加强对西部地区提供智力服务和人才支持。 加强西部地区引进国外智力工作。 依托中央有关部门和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加强对西部地区领导干部、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的培训。 （二）发挥科技主导作用。 加大各类科技计划经费向西部地区的倾斜支持力度，逐步提高科技资金用于西部地区的数额。 围绕西部开发的重点任务，加强科技能力建设，级织对关键共性技术的攻关，加快重大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和产业化步伐。 支持军转民技术产业化的发展。 支持西部地区科研机构、高校加强有特色的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从事应用研究的科研机构向企业转化，加强产学研联合，推动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 允许并提高西部地区企业在销售额中提取开发经费的比例。 加大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对西部地区具备条件项目的支持力度。 对科技人员在西部地区兴办科技型企业，简化工商登记，提高股权、期权和知识产权入股比例的上限。 （三）增加教育投入。 继续实施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加大国家对西部地区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增加资金投入，努力加快实现九年义务教育。 对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建设予以支持，扩大东、中部地区高校在西部地区的招生规模。 加大实施东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西部贫困地区学校工程以及西部地区大中城市学校对口支援农村贫困地区学校工程的力度。 建设西部地区远程教育体系。 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培训。 （四）加强文化卫生建设。 国家安排的补助地方文化设施建设、广播电视建设投资和文物经费，向西部地区倾斜。 进一步落实国家文化宣传单位经济政策，繁荣文艺创作。 推进自然村“村村通”广播电视建设，进一步扩大广播电视有效覆盖面。 促进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发展。 支持西部地区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加强对西部地区卫生、计划生育建设的支持力度，重点建立健全农村初级卫生保健体系。 1）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企业在2001－2010年间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 （2）对在西部地区新办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等企业，企业所得税实行两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 （3）对为保护生态环境，退耕严寒生态林、草产出的农业特产品收入，在10年内免征农业特产税。
通过股票开户网办理股票开户，佣金万分之0.874，没有最低收费要求，国企背景大型证券公司。可以手机开户，或者电脑网上开户，7*24小时随时开户。开户微信：gpkhcom